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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六篇(十一) (第1/2页)
11 《周易》里虽然没有引述《诗》作为引用来论证事理,既不等于诗歌没有产生,也不等于《周易》不受诗性思维的影响。虽然诗歌成集作为《诗》集晚于《周易》,但《诗》里的诗歌出现远远早于《周易》,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从《周易》文章写作特征来看,《周易》作者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形象思维阶段,不但借用昔日的经验,并运用比喻来认知世界。而且《周易》还体现了《诗》里诗歌的结构形式和“比兴”方法。 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哲学道理,而且还读出诗的享受来。《周易》里的一些篇章,段落句子,有着诗的工仗与韵律。可以说《周易》里的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艺术手法。由此来看,《周易》是“诗性智慧”的结晶。 诗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情感与思想的文化形式。近代德国学者哈曼强调“诗是人类的母语”。“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通过历史动态考察,揭示了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原始思维的历史作用。维科认为,原始的思维具有"诗性"的特点。所谓诗性,是指世界各个民族文明开化时期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和思维特点。维科认为这样原始先民思维中具有的诗的"形而上学","诗的智慧"是原始先民在与自然万物打交道的劳动实践和生活实践当中,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依赖感官和简单的思维认知自然万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虽然同后来的文明时代的哲学,科学所具有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却又不可避免地是文明时代各种科学的源头。”(见《周易研究》2008年第五期,刁生虎的“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 那么,根据维科的研究表明原始思维是具有“诗性”的特点。“诗性思维”是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这样来看,《周易》无疑受到“诗性”文化的影响,而体现的是“诗性思维”。 众所周知,《诗》里的一些诗产生的早,而《诗》汇编成集相对较晚。而将《诗》尊奉为“经”,则更晚。现代学术上认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所选的诗大约上至周初下至春秋中期。事实上中国的诗歌产生的很早。原始的诗歌应该伴随着原始的自然语言同时产生。远远早于中国的那一部诗集——《诗》里的诗作,只是没有保留下来而已。但《诗》里收集的一些诗已早于《周易》几百年前就产生了,这说明中国哲学诞生之前,先民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文化形态是诗歌。诗无疑是原始先民表述情感与思想的文化方式,东西方都走过了这一历史时段。维柯(也有用“维科”)曾将世界历史区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期。这种“三个时期”的划分,更适合希腊文明历史形态,并不是全世界的发展模式。虽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的科学原则》,也并不能代表是个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但维柯的“三个时代”的划分中的三种语言中的神的时代的语言(各民族用的是同一种哑口无声的语言,使用一些符号和实物);英雄们时代的语言(是英雄徽志,或是些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可能符合埃及,希腊,中国,印度四个文明古国的古代历史文化形态。维柯《新科学》的三段历史分期法,应是从古希腊历史那里总结出来的。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代有三种本性和制度。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统治下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英雄时代有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并由此实行统治,因为他们认为比平民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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