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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十六) (第1/2页)
16 那么,为何儒家特强调“道德治国”的政治学说呢?这应从历史文化背景去认识。正如黑格尔指出:“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由此可以推知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同样,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以外,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现这个时代的实质——这也就是他自己的本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57页) 所以,古希腊的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都与各自的时代分不开。希腊哲学的时代精神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故两地的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精神内涵是不相同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即是什么样的历史特性呢? 我们依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真对“中国历史的停滞与儒学”所引用黑格尔的话以及自己以一段论述,做为以上问题的回答: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对中华帝国的特性作了如下的阐述: "中国和蒙古是神权专制政治帝国,其根基是父家长制。父之一人位于最高层,对我们来说是服从良心的事,他也要进行统治。在中国,这种父家长制原理,系统化地被扩展到了国家。……在中国,专制君主一人位于顶端,他通过等级制度的众多序列,指导有组织机构的**。在此,就连宗教领域和家庭事务也要由国法来定夺。个人在道德上处于无意识状态。" 不言而喻,在此,黑格尔关心的是他的历史哲学图式。这一图式开始于东方世界,经过希腊罗马,在日尔曼完成。黑格尔是从担当各个时代世界精神的民族兴亡的角度,来阐述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因而在他那里,地理上的区分同时就意味着历史的阶段。黑格尔的这一图式本身,从实证历史学的立场来看,不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黑格尔所说的作为中国的或东方的那种特性,尽管在程度上的差异,但几乎在东方所有国家的历史中都一度存在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这种特性不只是出现在一个阶段上,而是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就是所说的中国历史的停滞性。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也作出了准确的洞察: "因此,在这里,首先所看到的是,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即主体尚未自觉到自己的权利,索性说,是法律法的直接的人伦形态统治着,这是历史的幼年时代。这种形态可分为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它是在家庭关系上所建筑起来的国家,是凭借训诫和管教,赋予全体以秩序的国家。在这里,对立和理念性尚未表现出来,所以,可以说是具有诗意性的帝国。与此同时,它又是持续性的帝国。换句话说,它没能通过自身使自己发生变化。这正是东亚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形态。与空间上的这种持续性不同,第二个侧面是时间形式上的对立。这些国家在自身内部,即在自己的原理中,尽管没有变化,但是,它们相互间的地位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相互残杀,从不停息,促使了它们自己的迅速没落。……但这里所说的没落,并不是真正的没落。因为在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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