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七) (第3/5页)

完全不同的情感及思想内涵。《渐》文把一对离人的远征与守望上升到一种爱国情怀来欧歌。《鸿雁》一诗应是西周末期还是春秋前期的时代背景。而从《渐》文的体例用词及思想含义来看，应在《鸿雁》一诗的前期，由此推及《周易》一书的产生不会晚于西周末期。

    而《诗》里还有一首诗如同《周易·渐》文那样用“鸿”来起兴。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诗经·豳风·九罭》)

    《九罭》一诗应早于《鸿雁》一诗是肯定的，此诗应是西周后期产生的。

    《周易》里的《渐》文是以“鸿”起兴，共分六段以“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起兴。而《诗》里的《九罭》一诗里以“鸿飞遵渚，鸿飞遵陆”来起兴。这“鸿飞遵陆”与“鸿渐于陆”寓意非常接近。从《周易·渐》的用韵来看，更规范于《九罭》一诗。通过《渐》文用“鸿”起兴的手法与《诗》里的《九罭》与《鸿雁》诗歌的对比，推断《周易》一书的产生早不过于西周中期，晚不过于西周后期。

    上世纪的易学家李镜池就已对《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与《诗》里的诗歌的体例文法进行比较，以此推及《周易》产生的时代，为“成书於西周晚期”的说法。

    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序》里说：“我们现在认爲《周易》的编着，出於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这是李镜池在早期诸种说法后更改的说法。

    其次看能否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吗？

    古今《周易》学者也多是从《周易》一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殷周之际发生过的史实，做为推断《周易》产生时间的依据。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却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法。

    传统上认为《周易》里反映“文王与纣之事”的内容，是在《周易》里的《泰》篇，有“帝乙归妹”，《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归妹》里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

    从这些文章出现的人物故事，就是发生在殷周之际的事情。大概后人读到这些句子，就联想到《周易》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故《系辞》里就认为“《易》之兴，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帝乙归妹”一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是属于引证。

    《周易》里引用“帝乙归妹”，是引用历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经验，以此增强文章的说理性。单就依据《周易》里引用的历史故事，如“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就推断《周易》产生在这些时期，显然是没有说服力。也就会把《周易》一书里的引用故事，当成《周易》一书时期发生的事情给混淆在一起了。在《周易》一书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上至殷商的武丁（武丁与帝乙还有八代时间），武丁庙号高宗，是盘庚后第三代王。这一历史人物被引用在《周易》里的《既济》篇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这种引用若算是证据，以证明《周易》里反映了武丁时期的活动事情，就得出《周易》产生的上限来，这显然是错误的。现在认为这是做文章的一种修辞方法，叫引用。在春秋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运用引用。这《周易》里出现的“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是一种写文章的引用，不表明引用了这些历史人物，就认为是《周易》一书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证据。但不否定对历史文献产生时间不明的考证，不排除从其文献书籍中看所引用的历史事件，来推断不明文献所产生的时代，这只是一种考证方法而已。现代易学上一般认为《周易》一书里反映的历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时期，而下限是周初。作为《周易》下限的根据，是以《晋》篇中出现的“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这是被史学家顾颉刚研究认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武王之弟，称康叔。

    确实在《周易》一书里，我们发现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时代信息。???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里有这样的说法：“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