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 (第4/4页)

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艮》篇里所用的符号相同。

    通过以上考古所发现的商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的对比，我们发现其中就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的出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个有规则的组合系统，这种有规则的“六联体”组合，只能是有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否则就不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了，也不会是“六联体”的组合了。从这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就发现有三个“六联体”符号的重复出现，无疑说明出现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已是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组合。即正是那套不多不少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故运用时才会重复出现。

    为何我们要证明这套符号在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组成呢？这是关系到这套符号的初始及早期流传中，是否如当今易学界里把这些“六联体”符号释解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的正确与否问题。即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被当今易学里说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是否成立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周易》一书（即原创《周易》文本）所传承的早已是一套（“数字卦”）算卦工具呢？还是《周易》作者所用这套符号时，这套符号还根本没有成为卜筮工具而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周易》作者才作为文章的排序而用呢？

    以上我们通过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比较与分析，无疑证明了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也就是《周易》一书里所用并传承下来的那套符号。既然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六联体”的符号就不可能是数字组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要证明这套符号是个“六联体”组合，那么，这套“六联体”符号必须有两个不同的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排演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重样的组合来。即使是以两个数字组合出这套符号，但已不再是数字符号，而是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诞生了。若是有两个以上的数字来组合，就不可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组合来，这是有“六十四画符号”自身组合规律所决定的。只要验证了这套符号起始就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就必定是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符号来，那么，这就关系着“数字”组合说的破产，也更是使“数字卦”之说不攻自破。

    前面我们通过对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六联体”符号的举例，并由此证明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既然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而在所举例的属西周早期之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里却有第三种符号的出现，这是为何(后面还会讲述到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起源与早期不同地域里误传误写问题。那些偶然出现的个别误写“符号”，并不影响那是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传承，从早期上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出现那么大的刻写变化，岂能说不是那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吗？《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正是传承了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总之，《周易》里所用那套“符号”，从考古上已知早在商代已经出现。也从考古发掘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已知在商朝至西周前期，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基本是是“十”与“∧”。如"十十∧十∧十"的上下排列组合。

    西周中期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期里所组成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则是“—”与“八”。如“一八八一八一”的上下排列组合。

    汉朝至今天，所组成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与“一一”。

    《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在历史上虽组合没有变化，均是"六联体"符号组合。但"六联体"符号组合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刻写，则是个不断演变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之前，是个什么性质用途。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