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一) (第4/5页)

晓的刻划符号及图画。这一陶簋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而且这一刻有“六联体”符号的陶簋是出土于墓葬，作为一件随葬品，并且这一随葬品上刻写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图画和“六联体”符号以及几组神秘的刻划符号，应是与丧葬信仰有关。即象征着对死者某种寄托，犹如两汉时期贵族墓葬里的常见的汉画像石所表达着对死者的某种寄托，这当然是与鬼神迷信有关。所以这一陶簋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既不是“筮数”（数字卦）的卜筮的记录，也不是卦符号。而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的崇拜使用，这与崇拜神秘符号的传统有关。如青铜铭文里记载做器者对先人祭祀常与甲子符号连缀现象相同，如父乙、父丁、父戊等称号(甲子符号)。把“六联体”符号刻写在不同器物上，无论是甲骨上，还是青铜器上，一般来说其用意是作为一种通神的媒介，以传达人与神灵交通意愿的实现。虽然卜筮也是一种人神交通的方式，但出现在商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演变成卜筮的工具，还不是卦符号，而只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来运用（当然这套“六联体”符号初始只是一种记事符号而已），类似后封建时期里道教符咒使用的用意，在道士法师和巫师看来，“符”是沟通人与神的秘密法宝，画符就以为可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实现人的意愿。虽然卜筮与符咒都是通神的方式，但两者不是同一概念。所以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不是卜筮（算卦）的记录，而是做为一种神秘符号使用而已。西周陶簋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是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北宋时期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鼎(称“中方鼎“)的铭文里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同样具有明显的象征用意。

    从“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的刻辞与“六联体”符号联系在一起来看，把这些“六联体”符号刻在“卜骨”上明显的是做为通神的神秘符号来使用，成为人神沟通的媒介。

    还如包山竹简(1987年出于湖北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属战国中期)，其中属祝祷辞竹简上往往出现一组两个“六联体”画符号，这些符号既不反映《周易》文辞与名称，也不反映如《连山》与《归藏》卦辞及名称。做为巫风之地的战国楚地是在传承着一套如同神符的六联体画符号在使用，并做为祈福语、祷祝语时类似符咒在使用，如同后代的道教法师及巫医用“画符”祈病与辟邪壤灾的方法而已。

    总之，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象征用意虽各有不同，但其性质不外是原始符号拜物教流行的表现。

    纵览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而被当今学界认为的是有六个数字或三个数字组合的“数字卦”，应是个错误的说法。那些“六联体”符号，实乃是“六十四画符号”里的符号，后来《周易》一书所用的符号正是这一套符号体系。商与西周时期这一套符号还没有演变成卜筮工具，即不具有卦学的意义。把那套符号演变成"八卦"筮术上的工具(即算卦工具)，应是《周易》一书被篡改成"繇称"格式以后的事情。在《周易》成书之前，那套符号只是一套符号而已，既不能称"数字卦"，也不是算卦的工具。

    能把“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刻记在祭祀礼器上（如“中方鼎”）作为某种政治意愿的表现，说明商与西周人，对那套“六联体”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的重视。

    那么，《周易》作者为何不能将“六十四画符号”作为政治哲学一书的篇序来使用，以此引起人们对此书的重视呢？《周易》一书里的符号体系，只是作为文章排序的一套数序符号而已。这是我们依据考古发现《周易》成书之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之用途，以及《周易》一书内容与所用“六联体”符号关系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周易》一书里虽用有“六联体”的符号体系，从这套符号的发展史来看。即从这套符号的早期传承，到《周易》一书所运用这一时间里并不能证明这套符号已是筮术（或称八卦筮术）的工具。那么，《周易》一书所用的“六联体”符号仅仅是个符号体系，如同“甲子”符号那样，其意在于做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