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二十一) (第5/5页)

比喻或相互参证。这与杭的生活时代与工作文化环境相关联。杭氏的“新象数”易学，只能对“象数”无限想像所开辟了空间，也为筮术上丰富取象比类以“启蒙”，但与揭示《周易》本义没有什么益处。

    总之，清朝“易学”学说之多，著作之丰，无法穷尽，但不外以上那些《易》家说法，从象数义理终于再次与筮术紧密结合，不离不弃，一直影响到今天。

    无论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把神鬼横行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而“祛魅”出去。尤其是清朝后期与民国初期，思想一解放，迷信就泛滥。

    我们对整个后封建时期对今本《周易》一书的说法（即所谓的“易学”），作一小结：

    秦朝是把《周易》当作卜筮之书，而不禁止。

    汉承秦发扬光大的是“八卦”卜筮，而发展出象数占验易学。

    虽然汉把《周易》与《易传》做为《易经》，列为五经之首，同理是把《周易》看成即筮即理的双重性质。这种亦筮亦理的看待《周易》是源于《系辞》传，自此影响了二千多年无论是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还是象数筮术说《周易》，都认为“象数”与《周易》不可分割。

    而王弼继承开拓“忘象得意”释《周易》方法，在帝制时代里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是难能可贵的。但无法也不可能彻底抛弃“象数”解释《周易》，因王弼所研究的《周易》，是个算卦格式的《周易》。唐朝重视王弼注《易》成果，收王弼注于《周易正义》，作为《五经正义》之首，长期立于学官。确实王弼开拓“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释解《周易》的方法，开唐朝象数义理释《周易》的新风。但《周易正义》并没继承王弼不注《系辞》、《说卦》、《杂卦》、《序卦》的凡“卦说”《易传》。王弼用意十分明确是想排除其“卦说”，即与《周易》义理不合的说法。而《周易正义》却把《易传》里的《系辞》、《说卦》等编入一并疏解，自然把《周易》又变成双重性质，即理即筮的性质。

    如《周易正义》卷七里言：“疏，正义曰，天一地二，至谓之神此第十章也。前章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尚其占。此章明卜筮蓍龟所用，能通神知也。”

    所以到北宋虽有程颐言《易》，是遵循了王弼的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被后人认为是纯义理派，实是谬认。程颐已然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并且认为《周易》有“占”。《程氏易传》序里明确无误的认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

    这程颐岂能归为纯义理派么？不但“易学”史里没有纯义理派，皆是以象数解释《周易》的。程颐既称不上纯义理派，而且还把《周易》恢复到《系辞传》所言那样，即筮即理的性质上。

    在“易学”史上唯有王弼的象数释解《周易》的义理而不杂筮说外，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里既是从象数解释《周易》，又是把《周易》作双重性质，只是在双重性质说上，孰重孰轻而已。

    到南宋朱熹，终于站出来说《周易》是卜筮之书，著《周易本义》，从占筮的角度去讲《周易》，并无端的增加出筮理与筮法。可朱熹已然不忘从认为的占筮《周易》里以“象数”占法阐释《周易》文辞，却阐发出不伦不类封建的道德义理来。朱子之学成为明清思想界上的垄断地位，中国从此向无边的黑暗深处滑去。

    明、清的“易学”终于与占筮紧密结合，以《周易》之名而讲占筮之用的内容方法出现，《周易》的义理彻底被巫术思想笼罩。

    而整个后封建时代里，再没有像《易传》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理性认识的声音了，而是假托孔圣人的话，把《周易》当作占筮之功能，《系辞传》统领了整个后封建二千多年的“易学”界，整个后封建时期的二千多年里学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解释上，我们用王阳明那句“经典”话，做为总结语——“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

    王阳明的说法，可以做为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总概括，最为恰当了。

    总之，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思维是巫术的思维方式，“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卜筮”是通天神启，“理”一样是讲天道，天理。所以后封建时期里两者本身就是一回事，后封建社会里的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无非也是从天道、阴阳上说《周易》）。这正是帝王时代里的世界观与方*论。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