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二十二) (第3/4页)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黄寿祺、张善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

    “[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学家。其《周易古经今注》写于1940年，重订于1963年，分“通说”和“注释”。“注释”部分又经过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了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高亨著1984年版）

    这说明高亨先生把《周易》定性为筮卜之书了。但高亨又不像黄寿祺等说的那样《周易》卜筮是表，而哲学是里。而高亨并没有认为《周易》有哲学的思想，可高先生既然认为《周易》是筮卜书，又何必那么兴趣的去研究，还注释那些认为的“筮卜辞”又有何目的呢？难道是发扬算卦之术吗？

    高亨同李镜池那样是坚定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又说：“讲《周易》固然不能抹煞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

    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里的“周易古经通说”共分七篇，其中把《周易》用“筮”来命题与表述的就有两篇，一是《周易筮辞分类表》，一是《周易筮法新考》。

    而陈鼓应在他的《道家易学建构》一书中开篇这样写道：“《易》本是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自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时间里，逐渐由哲理化而哲学化，其哲理化是春秋以降解《易》者的成果，而其哲学化则是受了老庄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礼。”（《道家易学建构》陈鼓应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陈鼓应这一段话表述了几个概念，其一，把《周易》定位与定性于殷周之际产生的占筮（现称算卦）之书。其二，一部本是占筮之书，逐渐由哲理化而哲学化，是春秋以降解《易》者的成果。其三，倒是陈先生与大多数学者说法不同的是，即所认为的一部占筮书，而其哲学化则是受到老庄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礼。这是说把“巫婆”变成“哲学家”，应归功于道家了。这说法可不同于大陆上主流说法本是儒家解《易》的功劳。这是在为道家争功。

    曾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东方易学研究会会长的朱伯昆，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的绪论开篇是这样说的：“《周易》原本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但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又说：“《易传》解经的特点是，将西周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使其成为讲义理的典籍，为《周易》奠定了理论基础。”

    又说：“《易经》作为西周时期算命的书，由六十四个卦象和解释卦象的卦爻辞组成，其解释卦象的文字即经文十分古奥，后人往往不易理解。卦象如何组成的？某卦象下如何系之某卦爻辞？也难以理解。如何依《易经》算命？为什么《易经》一书能算命？也需要加以解释。这样，自然形成了解释《易经》的各种著作，先秦时期形成的《易传》即十翼，即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写作的。”（《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九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我们看到《易学基础教程》一书的绪论里出现的这些说法，是否是类似古代一则寓言里那个叫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