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三) (第2/2页)

故孔成子立灵公。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这一段记载的大意是：卫襄公的夫人姜氏没有儿子，卫襄公宠幸的一个侍妾却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絷，因足部有疾患，不能正常行走。后来宠妾又为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元。(“当初，这个宠妾怀孕时，假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卫先君康叔对她说：“汝将生子，将有卫国，取名曰元。”她把这番话告诉了大夫孔成子，孔成子又把这番话告诉了卫襄公，卫襄公高兴地说：“天意!取名曰元。”这是《史记·卫康叔世家》里所记载，“初，襄公有贱妾，幸之，有身，梦有人谓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卫，名而子曰‘元’。”妾怪之，问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卫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婤姶生元几年后，襄公死去，卫国为立絷（长子）还是元（幼子）谁为君却发生着一场争议。有一天，大夫孔成子说做了一个梦，梦见康叔（卫国开国之君）对他说：“立元，余使孔羁之孙圉和史苟相之。”（这里说的圉和苟，一个是孔成子的曾孙，而另一个是史朝的儿子）“大夫史朝也梦见康叔对自己说：“余将命尔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到了孔成子，就把自己做的梦告诉了孔成子，两人心照不宣，密谋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就决定废长立幼。卫国立国君，依礼应立长子孟絷而不能立次子元。但孔成子与史朝皆假托梦见卫国的先祖康叔对自己说立元为国君，并有其子孙圉和苟为相国辅助元。

    总之，占卜是个借口。以《周易》里的文辞，来附会所问的人事吉凶，无疑形同于胡说八道而已。

    ⑽《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此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此例中的“坤之比”。“比”则是春秋《周易》文本中《坤》里的第五繇题。而此卦例中：“坤之比。曰：‘黄裳元吉’，正是春秋《周易》文本里《坤》卦中排第五的繇辞。即“黄裳元吉”。而今本《周易》“坤”卦中的第五爻辞，一样是“黄裳元吉”，只是以“六五”为爻题。

    此例占筮出《坤》卦里的这一繇辞，就以此来断吉凶。南蒯通过得出的“黄裳元吉”，就认为自己所想干的事情，也就大吉大利了。而子服惠伯则不那么认为。子服惠伯却有另一凡的认识来解读《周易》，认为“易不可占险”。即认为有德行者可占，而无德行者，就是占出的是吉卦，也不会是吉的结果。这是一种对占筮附条件的认识而已。实乃是自西周倡导的“以德配天”的神学观念的反映，即“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的表现。

    ⑾《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各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姊，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此筮例中的“泰之需”中的“需”，是春秋《周易》文本《泰》里的第五繇题。而此筮例在《周易哲学解读》里有详细解说，此处就不再多叙。???

    我们从这些筮例的说辞来看，使我们能构知道《左传》一书记载的春秋时期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下节将评论《左传》一书所记载春秋时期史巫为何用《周易》卜筮的历史成因。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