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三十五) (第4/5页)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在西汉景帝年间才著于竹帛之上，前期是经过长期的口头传授，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而《毂梁》、《公羊》都是写于汉代，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写于战国初年，用的，古文字。所以称“古文经”。

    西汉今文经盛行的时候，《毂梁》、《公羊》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左传》立于学官，取代《毂梁》。《左传》后来成为其它二传之首，是因《公羊》、《毂梁》将《春秋》视为《经》，是着力阐发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是可应一时之需，这是《左传》压倒《公羊》、《毂梁》二传的根本原因。《左传》反而后来之上，是在于《左传》陈述的是历史，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但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公羊》、《毂梁》排除在“经”外。

    对《春秋左传》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我们前面多有举例，此处我们不再多说。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处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决断方法。反映了《春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可这《左传》在帝国里定为“经”来让学子学习，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

    这“五经”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大至已知，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经书”，既可谋取仕途前程，又可做学问留名千古。可在这些“经学”里浸润成长起来的儒者，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心理。

    这“五经”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而不是排击占筮，而是成了神启决疑方法。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是帝国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又是教课书，是培养帝国管理者的知识范本。并把那种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学问”，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

    在帝国里“五经”定为独尊后，只能培养出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者。如两汉的董仲舒、刘向、京房、扬雄、王充等，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在这种“经书”里所学习与培养出的知识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角色者。若不抛弃那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道与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面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以天道解释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虽用于阐述的事理，但歪曲所引用《周易》里的文句。并以此引用论证等级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

    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阴阳五行与灾异，开辟了汉儒学“术”的天地。汉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试图建立一种天命神学，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而这一“天命神学”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思想，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

    而西汉刘向也是一个想依天命神学思想试图框正王权政治走向的人物。

    刘向本是汉皇家本族，《汉书·楚元王传》里有刘向传。刘向既是皇族，又是元帝、成帝时的重臣，并多次上“封事”，在所上的封事（密封的奏章）里，有不少引用《周易》文来阐明所陈事理，如同引述《诗》、《书》那样一同看待《周易》。无疑刘向是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的。

    同时刘向也是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验的人，目的是以阴阳灾异学说框救时政，避免国家灾难发生，以及试图纠正帝王的错误行为。《汉书·楚元王传》里记：“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以，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刘向在发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实，刘向并不相信谶纬迷信，也许是时代整个风气所趋。

    而与刘向同时代里有一个对八卦象数筮术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