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四十四) (第2/5页)

这本是两股道上的车，各行其道。自先秦时期史巫把《周易》用于筮卜，而从六十四画符号中纳入八卦取象说，后又对《周易》结构纳入“九·六”数目说，由此将本是义理之书的《周易》转变成八卦筮术。而《易传》里的《系辞》、《说卦》正是掺杂着八卦筮术理论的东西。而秦统治者，把《易》做卜筮之书，而不禁，汉才传者不绝。这汉人传者不绝，正是以转换完成的六爻八卦筮术文本之《易》了(今本《周易》)。汉象数占验筮术是在“八卦筮术易”上的发展，虽无背离“八卦筮术易”的宗旨，但是却将“八卦筮术易”的东西，用于解释传承的《周易》，无疑是错误的。

    而王弼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是早有传统，而两汉里的典章书籍里也不凡引用《周易》的文句直接用于说理，自然那是把《周易》里的文章看作是义理。后汉的那些人虽以象数注释《周易》的"象"说，也是早有传统，并不是他们新创。所谓义理《易》与象数（或称筮术）《易》都有渊源。说王弼开创义理释《易》的先河不恰当，说王弼为魏以前的义理释《易》集大成是恰当的。

    而历史上把释《周易》分“象数”与“义理”派也是不科学的。单从注释《周易》的义理角度上来说（不说那些用象数把《周易》从筮卜角度上发展的“八卦筮术”上的解释），没有什么纯义理派，只有象数释《周易》里的义理学说。只是在以象数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时熟轻熟重而已。

    《周易》学术发展史上看，无论先秦还是后封建时期里没有所谓的纯义理派。只有一种以“象数”角度去释解《周易》的。《易传》里的《象》、《彖》、《文言》是归象数派呢？还是归义理派呢？而这些文章也是公认的哲学，即是义理，又是以义理释《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阴阳”、“刚柔”之说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就连汉朝被公认的一些“象数派”易学者，从他们的“象数”易学里看，有不少是以“象数”来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并不是去阐述筮卜人事吉凶的，哪是否属于义理派呢？把王弼说成是义理派的始祖，他并没有抛开“象数”而创出什么纯义理释《易》的范式。从“易学”史而看，所谓的义理派里有“象数”，“象数”派里有义理。没有纯义理派之说，纯义理不杂象数而解释《周易》，在后封建时代不可能诞生。

    王弼实属重义理，而轻象数。王弼是把《周易》视为义理一书去注释。

    那么我们看王弼是如何注释《周易》的。

    我们且看王弼对《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王注）“《文言》备矣。”

    （乾文）“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王注）“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来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乾文）：“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王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乾文）：“九五，飞龙在无，利见大人。”

    （王注）：“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兴，德从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龙有悔。”

    （无注）

    （乾文）“用九，见群龙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