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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quot;易学amp;quot;评论》(四十五) (第2/4页)
以生万物,故曰‘咸’也。其于人也。嘉会礼通,利顺于义,干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之德,以下二下之女,正而相亲说,取之则吉也。” 虞、郑对《周易》“咸”里所谓卦辞的注释,一样取自《彖传》里的说法,《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这一样的是通过“卦象”而释《周易》,与王弼注《周易》从义理上说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运用“象数”说《周易》熟重熟轻而已。别以为是王弼开创了义理释《周易》的先河;也别以为王弼扫“象”而取“意”(义理);也别以为王弼把《周易》变得玄学化;也别以为现代那些学者说的《周易》本卜筮之书,是《易传》使其哲学化的说法就正确。而正是《周易》文辞本是义理之书,而是《易传》使其“象”化了。而“象”化《周易》本身是史巫卜筮的需要,是从所见《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画符号附加上“象”与筮"数",而派生出推演人事吉凶的方法与工具了,而又错把《周易》里文辞义理,当成占辞而用,自此才有“象数”《易》学的出现。“象数”易学可以说是以讹传讹的结果,是跟着史巫篡改《周易》一书体裁结构为筮卜工具,在六十四个画符号里添加进去“象”与《周易》结构里添加进去“数”的结果的错误认识,又将这种错误的“象数”学说诠释《周易》的义理来。 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以“象数”来注释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样的无法剥离《周易》上的“象数”说。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范式化。 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虽然所解释的并不符合《周易》文辞内容的思想本义,但毕竟王弼把《周易》作义理而释之,这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没有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而看作是义理之书。这与把《周易》用“象数”筮术去解释运用,就是可贵的所在。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先秦取象义理释《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的影响。已然走的是“象数”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所以才与《周易》的文辞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术,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周易》一书的思想内涵,而不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学”史上又有谁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里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学”,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走的是“象数”注释《周易》的传统。只有剥离掉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学”,从《周易》文辞之意释文辞之理,才可得见《周易》一书的真思想。 我们通过摘自《周易注》一书里王弼所做的注来看,王弼与东汉郑玄、苟爽、虞翻开辟的汉象数新说注释《易》来看,只是谁用的“象数”孰多与孰少之分。后世赞王弼开辟了义理解释《周易》的殊荣过了头,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不外从“阴阳”、“刚柔”、“卦体”、“数位”这些先秦及两汉注释《周易》而产生的“易学”内容中来。从王弼对《坤》里所注来看一样表现的是“天尊地卑”的王权专制思想,从一句《周易》文里“黄裳元吉”而发挥出“坤为臣道,美尽天下,夫体天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的这种王权之术。不论这种思想是《文言》里转换而来,还是受到《老子》一文里的思想,但都是王权专制里的等级有序、贵贱位列的价值观。 到魏晋南北朝中国进入分割并不统一的政治局面时期,虽然文人在精神文化方面也相对出现“自由”的空间,但文人又多是官僚阶级出身,而他们的精神又都是不自由的,无不在传统文化习惯的束缚之中。而做为精英文人,面对已然的政治高压之下,不得已而走向空旷玄灵的思潮中去了。在玄学清谈、仙道中追求人生。这对后世文人看重和向往的“魏晋风骨”,那只不过是对政治高压下人性的扭曲表征。在那风骨的光鲜表面下,是暗流涌动的刀光剑影。更多的是贵族集团政治的极端腐败,而文人思想理论的空洞无物,释解为道家“无”的思想体现,实乃是人格品质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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