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哲学》(六十三) (第3/3页)

水骤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本义》:东阳西阴，言九五居尊而时已过，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时也。又当文王与纣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辞“初吉终乱”，亦此意也。

    《程传》:五中实，孚也。二虚中诚也，故皆取祭祀为义。“东邻”，阳也，谓五。“西邻”，阴也，谓二。“杀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时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诚中正之德，二在济下，尚有进也，故受福。五处济极，无所进矣，以至诚中正守之，苟未至于反耳，理无极而终不反者也。已至于极，虽善处无如之何矣，故爻象惟言其时也。

    集说杨氏简曰：《既济》盛极则衰至，君子当思患豫防，持盈以虚，保益以损。六四已有“终日”之“戒”矣，而况于五乎？“西邻”之时，守以损约，故终受福。

    潘氏士藻曰：五以阳刚中正，当物大丰盛之时，故借东邻祭礼以示警惧。夫祭，时为大，时苟得矣，则明德馨而黍稷可荐，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在于合时，不在物丰也。东西者，彼此之辞，不以五与二对言。

    姚氏舜牧曰：人君当《既济》时，享治平之盛，骄奢易萌，而诚敬必不足，故圣人借两邻以为训。若曰，“东邻杀牛”何其盛也。西邻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彼杀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实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诚不在物，保治者以实不以文，此盖教之以祈天保命之道。

    案:潘氏姚氏之说皆是，当受报收功，极炽而丰之时，而能行恭敬撙节退让明礼之事，此其所以受福也。与《泰》三“于食有福”同，皆就本爻设戒尔，若以两邻为六二。则受福为六二受福，《易》无此例。

    上六，濡其首，厉。

    《程传》:《既济》之极，固不安而危也，又阴柔处之，而在险体之上，坎为水，济亦取水义，故言其穷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济》之终，而小人处之，其败坏可立而待也。

    集说胡氏瑗曰：物盛则衰，治极必乱，理之常也。上六处《既济》之终，其道穷极，至于衰乱，如涉险而濡溺其首，是危厉之极也。皆由治不思乱，安不虑危以至穷极而反于未济也。

    薛氏温其曰：“濡其尾”者，有后顾之义。“濡其首”者，不虑前也。恃以为济，遂至陷没，没而至首，其危可知，历险而不虞患，故曰乱者有其治者也。《既济》“终乱”，其义见矣。

    朱氏震曰：以画卦言之，初为始为本，上为终为末。以成卦言之，上为首为前，初为尾为后。”

    《御纂周易折中》由清康熙皇帝下诏编纂关于《周易》的书籍，所以称作“御纂”。

    《周易折中》其说宗主朱熹之注,而广采以往众家之解,为之折中。卷首列《图说》,卷末附朱熹《易学启蒙》。

    《周易折中》即是皇帝下旨编纂的一部综合了“义理”与“象数”和“筮术”派上的大杂烩诸说。

    因李光地等编篡者最终还是认为学者们去读朱熹的书，差不多是不会错的。也就是说，朱熹说的《周易》是算卦用的占辞，不会错。

    如"卷十九"对朱熹《易学启蒙》揲蓍筮术说法。

    “《易学启蒙》圣人现象以画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后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犹豫，而为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谓盛矣。

    又如"卷二十"里"明蓍策第三大衍之数五十"(算卦起卦法)等说法。

    终于到清王朝中期，康熙下旨，由李光地加四十九位进士编纂一部《周易折中》，既又一次成为巫术迷信之源，又一次挖掘的是"易经文化黑洞"。

    《御纂周易折中》终于打造成如同一萨满巫师身披着祈神服饰，和手持着招魂的道具，而头戴着哲学的桂冠，即巫婆与哲学家集于一身者的形象。这种不伦不类集一起的巫术象数之说，岂能成为官方的教科书？焉能培养出进步学者与科学人才呢？清朝自然是闭关自守，愚昧落后，屈辱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无疑成为清王朝后期的贴身标签了。

    帝制里的"易学"(今本《周易》与《易传》的注释文化)无疑成为"易学"文化黑洞，在吞噬着国人的价值观。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