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二十二) (第2/3页)

韩非子》、《墨子》等书籍，是张显人文理性的思想，自然无形中排击了巫术与神秘思想。

    而大一统专制秦帝国时代，除保留卜、医、种树之书籍外，其它均为禁焚之列。这就是文化思想上倒退的表现。

    秦不禁筮术，才有了知识文人用武于筮术的天地，也才有了汉朝筮术“易学”上的大发展。即被后人称为汉象数易学。实际是新的“八卦”筮术学，这被称之谓汉象数易。这里的《易》就是广义上的称谓，不能单指《周易》，而是代表先秦发展起来的“八卦”筮术“易”。如“三易”之说的那些筮卜易。即在“八卦”基础上推演出的新的象数易学。

    汉朝被认为是一个“易学”大发展的时代，实际是“八卦”卦学大发展，只不过是把八卦筮术混同于今本《周易》，即对算卦格式的今本《周易》和有巫术(算卦是巫术的一种形式)理论的《易传》进行亦筮亦理的注释，与原创《周易》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也由此形成了一个“易学”怪胎，即“象数易学”主载了中国二千多年易学界，至到今天。也由此由八卦象数思维，主载了整个后封建社会的思维方式。

    为何先秦同样被称为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但后来却没有走向理性呢？

    从西周晚期，以《周易》为开端，开启了中国理性之门。孔子无疑受到《周易》一书的影响，推动儒学高度地理性化。但儒学又是王权主义倡导者。从战国时期，虽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王权思想（仁政）转向了专制主义思潮（法家主张），因专制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周易》里的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哲学被巫史所阉割与后儒学所遮敝。而孔子与神学思想又是若离若即。古典哲学在“祛魅”上是无力的。正如吾淳所指出：“从西周末年一直到战国后期，中国社会主要是知识界和思想界中出现了一个理性或无神论思潮的进步过程。这种状况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已经高度地理性化地毫无疑问，理性化精神为整个中国文化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或提供了十分积极的成果，这特别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传统中。但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术的氛围之中。它为某些象数“结构”所迷恋；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同时，它也表明纯粹的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祛魅”是无力的，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并且个别或少数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我们看到的春秋以后的理性趋势就是奠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甚至晚期的这样一个区间，愚昧，迷狂已经退避三舍。所有这些大致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图景。这的确是一个理性胜利和高奏凯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事实上这一时段并非是“理性胜利的高奏凯歌的时代”。这一时段一方面体现的是理性的一面，但潜在着非理性一面在暗流涌动。否则也不会出现正如吾淳的这样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的知识与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这由“理性而迷信”似乎是个悖论。而事实战国末期帝制兴起，使那点理性彻底的被摧毁，全面的坠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之中。为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释是：“但我们要思考和发问的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如此盛极一时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又会为迷信所替代呢？特别是高度发展的无神论思想甚至思潮为什么又会为巫术的气氛所淹没呢？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也即原始信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而未曾发生中断或断裂；……从战国起，各种原始巫术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现。……邹衍的五德始学说，《易传·系辞》、《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以战国末年到汉代各种各样方土与儒生的思想与社会活动，董仲舒的目的论和王充的命定论。于是，原本较为简单的占卜方式通过知识与思想界魔术般的变换已经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其中，儒家命定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命观念相关，经术士与学者之手，占星知识也与风角，云气，骨相理论等相结合而逐渐落入民间……且在《易传》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数学从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