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三十一） (第3/4页)

如果君子不去受那种软性的道德说教去约束自己，而是贪婪残暴，又如何是好呢？自我完善又不能，警惕自省又不会，克制约束自己又不愿，那又如何是好呢？古代的哲人们，从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让统治者（“君子”）以修德自省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对统治者的压力只多是“功业”上的好坏成败的说教。却没有来自体制程序上的实实在在的制约。这正是我们的古典政治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政治学说上的缺陷。这种缺陷，正是东方文化的特色。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提供的政治思想的对象不无有关，中国古代的哲人从来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为统治者提供安邦治国的政治经验。而不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去创立政治学说。《周易》一书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哲学，自然是站在“君子”的位子上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之“道”。为“君子”提供政治经验，也只能是历史上的成熟经验，即修德爱民，才能保着“家”、“国”不败的经验之谈。《周易》哲学可说是奠定了儒家的道德政治哲学的基石，即开了一个先河。先秦的政治哲学把“君子”（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变成安邦治国寄希望的不二法宝。可这“君子”之治，并没有走向天下太平，和“家”、“国”的长治久安，而是列国的征伐不断，最终却走向王权专制的天下。这也是从《周易》开创的儒家道德人治之先河，而最终结下了一个专政理论之恶果——《系辞》。《系辞》终于为帝王专制的建立而寻找到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经地义”上的理论依据，来为王权专制铺平道路。

    中国古代的哲学无论先秦的“君子论”或是帝王时代的“君主论”（韩非子开“君主论”之先河）。都是古代的哲人（思想家）为统治者提供的统治谋略，而不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论述政治权利与义务的政治思想，这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是不同的，才有了中国古代几千年一脉相承哲学体系，即“道德政治哲学”。这道德政治最终成为苍白无力的政治说教，而这种“道德政治”学说，也最终成为前后封建统治者统治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

    《周易》里的“君子”之为就是政治之为，“君子”之道，就是政治之道。这在《周易》一书里已构建出“君子”之治这一政治理念。在《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之论，无疑是对君子之治讲述的政治谋略与道德性建设的政治学说，是希望“君子”通过政治经验取得与“道德”完善，以实现“家”、“国”之治，而达到“天下”太平之目的。

    《乾》里讲述的就是一种君“谋”与君“德”，即君子之道。而《坤》里已然是用比喻象征来寓意政治道理。通过牝马柔顺与大地生养万物的道理，让“君子”仿效牝马与大地所蕴含的美德。正如《大象》文里引申出的那样“君子以厚德载物”。即让君子去效法大地，胸怀宽广，包容万物那样，才能承载着政治（即治国安邦）重任。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在位者，“君子”含有美德，才认为能实现政治抱负，即达到国家之治之目的。《坤》篇讲的道理，正是给“君子”讲述的，通过对大地美德的歌颂，来启迪君子以效法大地的那种生养万物的涵养。又以牝马的柔顺之美来启迪“君子”要柔顺与谦和，目的使君子拥有一种美德，以达到政治目的实现。《周易》里的君子之道德性，同样是个政治内涵，而不是做普通人的道德观。若针对每个人而言，那么道德修养则具有普世价值，可《周易》里只是讲“君子”之道德，是为了安邦治国之目的，说白了是为统治者，讲述的统治谋略。

    在《师》篇里讲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国，小人勿用”。这“小人”正是与“君子”是个对立的血统身份上的概念，而不是指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这里的大君是指天子或王。“大君颁布命令，给分封诸侯和公卿的那些有国有家者，而没有身份的劳动者（小人）是不能享有的”。开国承家者只能是有血统的身份的宗法等级体系，而劳动者（小人）是没有份的。

    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宗法制是氏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制度观念。是以父亲血缘维护家长世袭权力的传统。围绕着家长，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尊卑，确定他们在家族或宗族中的身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氏族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族权与政权合二为一，宗权与君权难解难分。

    而到《周易》时，“君子”已泛指拥有“周”的封地的在位者，即整个西周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自然是不包括被统治者，即“小人”。

    西周确立了这个血缘分封等级统治秩序后，哲人们就无疑从理论上完善这种体制，这正是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体现。《周易》作者确立了“君子”这一政治理念，即赋予了“君子”的政治内涵。无疑是对在位者，即对统治者做出的理想道德品格预设。把统治者的治国行为上升到一种道德理想化，才有了先秦儒者对“君子”这一政治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