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第27/27页)

在这篇疏里，余懋学讲述了当年徽州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而且牵涉了一位曾经的大人物——张居正。

    万历三年，余懋学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以敢言直谏而著称，先后数次上书，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太过操切，言辞十分激烈，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尤其是万历五年“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把余懋学削职为民，赶回婺源老家永不叙用。

    余懋学返回婺源之时，正赶上徽州之乱爆发。

    当徽州丝绢案爆发之时，有人来找余懋学助威。余懋学为人比较警惕，没有答应，只是写了封信给徽州知府，劝说恢复旧制。结果户部尚书殷正茂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还写信来询问。余懋学忽然意识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便行事更为谨慎，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暴乱差不多结束了，官府开始四处抓人。可奇怪的是，无论是两院还是兵备道，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都口口声声说是豪右宦族作乱。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查豪右牌面二张》《按院再议均平查访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宪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试图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了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司卿汪文辉和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写了一封信给应天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一个叫洪垣的婺源乡宦是主谋，一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

    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了徽州府这一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罪一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了。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无豪右申文》，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等人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一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动作。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的罪碴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结果原本给程任卿判的是充军，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最后变成了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篆的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余懋学这次上疏，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的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一直为释放程任卿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朝廷对徽州丝绢案的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的，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一条鞭法的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了。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了。

    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他单纯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别看余懋学对徽州丝绢案有诸多批评之词，却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一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一喙，以滋纷扰。”

    什么意思？现在丝绢案已经过去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免得再生变乱。

    余懋学心里很清楚，徽州的“人丁丝绢”税惹出那么多风波，费了多少力气才算谈妥。他身为徽州人，可不敢轻易言改。万一因为自己一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辩论一次徽州的丝绢税？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