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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岑璐是在老爸合作伙伴的酒会上认识的。

    标准职业短发，美艳隐于端庄的长相，一眼见了不易忘，聪明人的眼睛某种意义上的尤物。

    第一面，我叫她岑姨。

    她笑，举起酒杯稍朝我点头，年轻的脸蛋微妙地展现出某种大度。

    之后我立即问人，原来他们都直接叫岑璐或她的英文名Iris.

    从半工作半读地拿到杜克的MBA，到跟爸爸做生意的第三年，我的工作能力已经得到高层的认可。接下来更忙，我出差常常往返于于东欧、大陆和公司所在地。

    这时候我已经清楚，岑璐是需要去结交的那类。

    香港没有太重的圈子文化和规矩，加上我尚还讨长辈喜，第一次以我爸的见习助理的头衔去尼日尼亚谈货前，我以下午茶会的理由同她聊天，请教做事方法。

    谈话里我了解到，一样的工作，换了我了解到的她的同行，也许已经丢去性命。

    而就是这样的人，书本知识还远远不及我。这一度让以学历作为自我介绍时第一句话的我感到失调、可笑。

    像岑璐这样的人，我们一般称为顾问：有些人为一个老板做事，有一些为一家公司，或者自己开公司提供服务。但都是为人做事。

    他们拿着远高公司体制内的薪水，拿年终奖，生意谈成后还有镶钻首饰、限量金表或金条。

    每一个都拎得清，有自己的行事风格，还是拿了好处就不会吐出来的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公司提出员工认股期权制[1]，就是为了绑住这群人。

    不过我想，在邓南巡[2]之前，他们能够一直活跃在金融、房地产等地，是因为那些中外资合作的公司、那些股权结构都理不清的公司，需要这样的人。

    资本主义也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是红细胞的血红素，为血管输送氧气。

    岑璐很容易引人注目，她有自己比同行更为清晰的个人立场：她不掺和生意，不合伙，也不入股老板们的生意。干净地入场做顾问，再干净地离场。

    在我那个年代，在香港，当一个女人相貌和能力出众，并得知出身并不好时，所有人都会好奇她的婚恋状况。

    对一位在才能、行事上都有敬意的人，持以恶意的揣测并不是我干得出来的事。

    但当你们有一个并不忠于婚姻的父亲，并且你花了数年时间才从你那不成气候的弟弟手里获得了家族企业大部分股权，你会发现你自己，已然和你那防小三如防苍蝇的母亲一样变得神经质、敏感。

    【info】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部分公司从美国学来认股期权。实际情况下，该制度在上市公司才有意义。

    南巡：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