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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敲定了三企十业的计划。

    所谓三企，成分和属性都截然不同。

    由宋国商人主要出资、宋国官员入股参与的‘绍兴制造’，里面的经营者和投资者都是彻彻底底的宋人，但允许和其他企业进行交易，并且可以雇佣临国商人或者工匠进行指导。

    部分临国公司与政府共同运营着‘江银集团’，已经和宋国达成了第一轮的合作协议，开启了境外投资和小型工厂的建设。

    第三方，是宋临民资合营的‘隆兴制造’，算是组成最为复杂的一个存在。

    和州、宣州、常州三地被选为了试验点，而且临国出于表示友好，愿意无偿的修筑构架五地的公路。

    原本临安与扬州就已经修筑了一条足够稳定安全的通路，附近两边都有禁止牲畜行人翻越的铁栅栏。

    赵构一直眼热这样方便的道路，可是他们第一没有修路的技术，第二也造不出汽车来。

    之前定的三批汽车，有几十辆被改造成了供官员出行和赶路的公用车，而其他的早已被派往各个防守重地，提防金国或者蒙古那边突然搞事情。

    西夏被他拱手送给了完颜雍，而对方居然也履行了诺言，将之前许诺的三地都送还了临安，以至于有少数臣子已经开始提议迁都长安，离金临二虎都远一点。

    但从临安迁都到长安实在是太远了……何况长安现在是边境，金兵随时都可以打过去。

    自然是不可能的。

    五州的位置颇有些像一个‘◇’，扬州在北，临安在南，中间便是和宣常三州。

    当时那些个官员在培训完以后回临安开了个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引入淮南淮北的富商参与投资，帮忙分担风险。

    这一系列的决策自然都是要过赵构的眼的，而赵构对此也没什么意见。

    他能囫囵看懂决议书在说什么，就自认为是已经全都看懂了。

    从唐朝到宋朝，‘工本农商末’的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赵构没有时光机，不知道明清为什么要走重农抑商的那一套，在他的视角里，过去几十年里，早就有臣子递了折子，力述‘工商为本’的认知。

    从前邓馆指出‘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

    范仲淹也一早就提出过‘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的抗议。

    商人不仅可以合法的参与科举跻身仕宦，社会上也早就出现了全民皆商的风尚。

    不光是士大夫广从于农桑之业，商人的身份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

    不光晏殊、苏轼等有从商经历，商人家族本身也不断地被士族接纳，成为婚娶的热门选择。

    如果孔子来到宋朝，看到用色用度、服饰装饰毫无阶级之分，百姓都可以穿紫衣红袍，恐怕又要哭一趟礼崩乐坏了。

    让赵构不爽的，不是民商被拉进来当‘冤大头’，而是这些官员对‘开会’这件事越来越娴熟，可他从中根本找不出毛病来。

    会议虽然在汉朝就已经有明确的概念了，但是直到赵构这一代，开会的意义仅仅是‘上位者传达命令给下属’，并没有‘讨论’、‘决策’、‘反驳’之类的东西存在的必要。

    可是那些个官员在临国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开始熟悉并且适应会议流程安排、会议进度控制、数据分析和项目管理，以及各种重视效率和解决问题的现代化会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