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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气结地说了句你欠我一次就直接把话筒甩回了墙上的电话座机上。我猜这种时候他应该不会计较昨晚算不算我欠他一次。

    最终我没有参加里普科的葬礼，将出席的名单中除了两位温特伯恩先生都是我这段时间根本不想见到的人，我的父母和诸多纽约城名流，还有那些已经把我当做旗手的示威者们。我看过新闻和里普科之夜的一些录像，纽约街道上那些彻夜不熄的灯火暗去了，他们聚集在街道两边捧着原本是为那些不会从战场归来的灵魂而点亮的蜡烛，街道明明被他们填满了却显得空旷无比，如同乔舒亚所说的，里普科的琴声像是海浪。

    文泽斯拉夫里普科活了一百零三岁，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有关注这场运动，但他不会想到他的名字竟然成为它的一个象征，他以这样奇特的方式与这场年轻人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仿佛他枯竭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续。他们找出了他在越战时期发表过的反对言论，还有他的同性伴侣，作家杰克海斯写过的，关于一个家庭在越战中如何分崩离析、走向疯狂。因此他们认为里普科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实在当之无愧。我不知道里普科会不会因此感到欣慰，至少我不想出名，特别是以这种方式出名。

    就在这几天里，那些狂热的愤怒的意气飞扬的年轻人们都学会了英文版的第一段，他们唱着：新季将至/寒风散去/去林中吧亲爱的/山谷里百合绽放/脚边露水凝为珍珠/晨光下闪耀/我们将听见画眉唱起新歌。他们不会像那些女高音一样唱歌，但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唱起来、歌声充满街道，他们赋予这首婉转轻柔的歌曲全新的气象。于是这场令我感到混乱而愚蠢的狂欢节居然有了一点诗意，他们的歌声感染了我，当他们反复唱那句我们将听见画眉唱起新歌时，我流下了泪水，我独自坐在拉奇蒙的宅子里空荡荡的客厅中的冰冷瓷砖地板上。我无法再憎恶他们，无法再为自己被当做其中一员却无处辩解而感到愤怒，我不可抑制地回想起，那些在拥挤的酒吧或是宿舍里与同学分享的威士忌与香烟，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诗集与，我在冬夜里对着飘落着的茫茫大雪自问自答地喊道：大地上可有尺规？绝无！*

    那段时间我在拉蒙奇的宅子里几乎没出去过，乔舒亚在回洛杉矶之前来看我，带了一盒在东村那边买的意式乳酪蛋糕。我听你说过那家店好几次，不过找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他把盒子放在了厨房的料理台上，我正准备做个意大利面好吧，微波炉意大利面，没料到他会来。事实上他也联系不上我，我把手机卡给丢了，宅子里的座机早就停了，我的社交网络账号和电子邮箱里充斥着那些示威者的热情洋溢的支持和赞美、还有想要采访我的记者，让我根本不想打开它们。那几天里我简直是个隐者。

    在纽约我可以做你的向导，不过要等他们对我不那么感兴趣之后。

    别担心，人们的忘性总是很大。他笑着说。我今晚就要回洛杉矶了，不过在此之前我可以至少让你少吃一餐微波炉食品。

    于是我把那盒意大利面丢在炉灶边。并不是我懒得做菜，只是我会在微波炉食品和自己做的晚餐之间选择比较不难吃的那一种。乔舒亚拿了几个马铃薯洗干净，划了十字、放了盐、裹在锡纸里这还是他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