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十)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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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战国到两汉是“天命”与“占筮”巫术理论化时期。因为“天命”，“命定”与等级尊卑秩序是个相得宜彰的理论体系。“天命”尊卑等级与五化八门的占卜形式都与儒学者分不开。正是儒学家们完成了巫术的理论与方法（《易传·系辞》与《说卦》里的巫术理论与方法；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思想；王充“命理”思想，均为后期八字批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的巫术迷信（萨满文化）与“天命”观念，由信命到知命，才有了庞大的术数理论与应用方法。其目的是妄想通过“术数”以窥视命运‘天机’，而妄想改变命运成为人上人而去奴役他人。

    “天命观成为中国人绝对精神理念。由天命迷信，才有对王权尊卑等级制度的维护与依赖。也才认为尊卑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即认为世上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命中注定的，而不可改变的。所以才有几千年根本没有多少变化的政治制度的存在。在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人渴望或者试图为变革其政治体制做出任何举动。这种制度不仅仅代代相传至今，还使被统治者乐天安道，早已对它习以为常了。”（《中国人的德性》[美]何尔康比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儒家既讲统治者依德治民，又讲政治伦理的尊卑等级。既讲天命、符瑞，又讲巫术（占卜，筮卜）理论与方法。

    而后封建时期里土生土长的所谓道教，严格上讲是称不上是宗教，充其量按现在的宗教标准可称为邪教。所谓道教是邪魔外道阵营。虽然道教没能像儒教那样成为帝国的‘国教’，但一样在帝国里站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帝国的承认与支持。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低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这实际说明了道教文化影响着后封建社会里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与思维。严格的说并不是“道教”，而正是“天命”，巫术迷信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古代道教派虽标旁着道家人物与经典，而实质其教内活动的内容充斥着原始的巫术与迷信。道教是帝国里新巫术的策源地，“河图”、“洛书”无不与道教人物有关，神仙术、丹术同理无不与道教有关。道家思想与道教派对帝国时期的文化艺术影响之深。从六朝到宋元明清的诸多神仙，志怪小说不能不是受到道教派的影响。这些文学艺术又无不对大众心理及思维影响之深。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根低结症所在吧。实际还是归结到巫术迷信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

    “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中巫术或原始宗教特征是最为明显的。秦家懿在其对中国宗教的考察中明确指出了民间宗教，道教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以及巫术性质。……秦家懿还指出：＂道教与民间宗教难以分清的另一原因是那些术土，算命人，相面人，风水先生所起的作用＂。这里的算命人，相面人等都具有巫术即原始宗教的特征。不仅如此，杨庆堃说：＂道教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中国原始宗教增添了很多人格神。在汉代之前，原始宗教大多局限于自然崇拜，人物崇拜尚未在原始宗教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从神学理论上说，原始信仰的系统化始于汉朝的阴阳学派，但其完善却是之后由道教完成的。正是道教，将不同的原始信仰融合进一个共同的体系中。而道教的这样一种巫术又仅为民众所热衷，而且也同样吸引了众多来自统治阶层的皈依者。＂总之，无论是民间宗教，还是道教，其前身都可以追溯至原始宗教，或者说，都与原始宗教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它们又都有明显的巫术特征。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民间宗教与道教是原始信仰这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事实上，这也是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0页）

    “中国宗教”与巫术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吾淳在他的《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巫术与伦理的对立和共存》一书中总结韦伯论中国宗教与巫术的“亲和”关系所揭示的那样：“在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的论述里，宗教或信仰与巫术的关系是一个最为关键或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