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九) (第2/3页)

，李学勤的《周易溯源》一书里有详说，现摘录如下：

    “数字符号最早一次发现，是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鼎的铭文。铭文除数字符号外计五十五字，释文如次：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贝兄）塥土。王曰：中，兹塥人入事，锡于珷王作臣。今（贝兄）畀汝塥土，作乃采。”中对王休令，将父乙樽。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鼎铭内容：中（人名）在周武王时期就归附周，西周昭王现在把塥土（地名）封为中的采地，中想知道塥土的人是否臣服于他，通过揲蓍筮得：七八六六六六（按周易为剥卦），八七六六六六（按周易为比卦），即遇剥（本卦）之比（之卦），五、上二爻变。《左》、《国》并无二爻变筮例。宋代朱子云：两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占，仍以上爻为主。经传无明文，以例推之当如此。我们看方鼎铭本卦是剥，两变爻是：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方鼎铭载中受昭王恩宠，赐以采地，占问当地之人是否臣服，这用上述《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以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对照，也是大吉大利。中把这一占筮铸于彝器，是合乎情理的”（摘自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12－216页）。

    下图是笔者在网上搜索的应是“中方鼎”上的原初“铭文”及“刻符”：

    (而“中方鼎“上的两个符号写法是:

    “十八∧∧∧∧”和“八十∧∧∧∧”)

    (图略)

    通过李学勤先生对“中方鼎”的解释，使我们知道这方鼎是西周前期的东西了。那么，“中方鼎”与“扶风齐家村H90卜骨”应是前后相差不太远时间里所产生的。即“齐家村H90卜骨”略早于“中方鼎”。我们已知李先生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解释为“筮数”和“卜辞”，即认为是实占的结果。而这“中方鼎”上也同时出现了“刻符”和“刻辞”，按说岂不也是“筮数”，或被称为“数字卦”吗？和“卜辞”吗？可李先生却对“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并不再认为是“筮数”与“卜辞”，而认为对“封地一事”（即“中方鼎”上所记的事情）是通过揲蓍筮得出《周易》中“剥”、“比”两卦里的爻辞占问后的记录。李先生通过“中方鼎”上的两个“刻符”就能联想到今本《周易》里的两卦符号和爻辞，就认为这“中方鼎”上出现的“刻符”与“刻辞”是用《周易》卦术占问的结果记录。李先生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符”与“刻辞”和“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的说法如此的“飞跃”性，即一下从“数字卦”说，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说，让人确实不可思议。

    在春秋时期，史巫卜筮也曾用过“繇称”格式的《周易》进行。已知那时的称法，如“《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还如“以《周易》筮之，遇《观》之《否》曰”。这种称法是由春秋《周易》文本格式所决定的。今天人们只知今本《周易》文本，而不知有春秋《周易》文本。故用当今算卦上的“变卦”之说，用来解释《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里哪种说法，认为那是“变卦“筮法，这种认为是错误的。故李学勤认为“中方鼎”的两个“符号”是个变卦筮卜过的刻记，这说法当然也是错误的。

    从对两者器物上的“刻画符号”的组合与刻写形状来看，基本是一样的，本身两者产生的时间也不相上下，应是一样的“六联体”刻符，为什么对“卜骨”上的“刻符”，说成是“筮数”或“数字卦”，而对“中方鼎”上的“刻符”却变成了《周易》里的卦符号的说法呢？是否这称“数字卦”的东西，也可称为《周易》里的卦符号么？

    对于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以及“中方鼎”上的“刻画符号”与“刻辞”（即铭文）的关系问题，下面我们将有论述。这里我们只是看这“中方鼎”上的两个“刻画符号”的组合方法与刻写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