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七) (第3/6页)

有自己的特点，多以“道”、“位”、“志”、“德”、“义”之说。如“位中正也”、“位不当也”、“道大悖也”、“得中位也”、“未失道也”、“失道凶也”、“上得志也”，“志可则也”、“志在内也”等。

    如《周易·睽》：“遇主于巷，无咎”。《易传·象》：“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周易·蛊》：“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传·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周易·震》：“震苏苏，震行，无眚。”《易传·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从以上《易传》里的“大象”、“彖”、“小象”文来看，都是从“德义”出发而释《周易》，是讲义理的，而非是讲筮卜的。

    接下来我们再从《易传》里的“文言”来看是如何释《周易》的。而《文言》只对《周易》里的“乾”与“坤”进行了阐释。古人认为《乾》、《坤》两卦是《易》之门户，这是把《周易》赋予卦学内容后的认识。因为卦学上把《乾》、《坤》两卦卦符号是为阴阳之根基。并认为由“乾”与“坤”的卦画，产生了六十四卦画，这是卦学上的说法而已。“易学”中把“乾”、“坤”两卦看成门户，因“乾坤”又取象为天地，古人认为的是有天地而后方有万物，所以也特有了这《文言》对《乾》、《坤》两卦的解释。

    说解释《乾》、《坤》的两篇《文言》，实则如同《象》、《彖》文那样，在所谓解释过程，是发挥与创新儒家的道德教化的新思想。从短短的《乾》篇不足50字，而《文言》一下发挥出八百多字的文章来。而这八百多字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能通过这《文言》所谓释《乾》的内容而理解《乾》篇的内容。这就是古人的“释”法与现今的“解释”是个不同的概念。

    从释《乾》、《坤》的《文言》里已出现的“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的说法来看。这“子曰”一般认为是孔子说的，但这里并不是孔子说过的话，这里的“子曰”应是尊称，是儒门假托孔子之说而已。从“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来看，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思潮影响有关。《荀子·大略》里有“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的说法，显然《文言》里的“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文句应在《荀子》之后出现，因比《荀子》里的说法增添了神秘主义思想。故《文言》的口味，是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的作品。

    又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均是与帝制初期神秘主义思想有关，已受到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帝王统治，寻找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文言》反映了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所谓《乾》、《坤》两卦的训释，而装进去富有特色的时代思想观念。《文言》作者是发挥了《周易》的义理思想，并没有像史巫那样把《周易》看成是筮卜之书。凡说《周易》是卜筮之书，简直是对《象》、《彖》、《文言》文在释《周易》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文言》更是沿着《周易》的义理之路发挥出一套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思想来。

    《象》、《彖》、《文言》并没有背离《周易》的义理这一理论方式，不过这《易传》里这些文章发挥的远远超出《周易》本来的思想内容。但这要比史巫用“六联体”符号取象，再借《周易》里的文辞来比附人事上吉凶来说(卜筮)，这无疑是一种哲学突破，无疑是彰显了《周易》的哲学思想，这正是时代人文思想的进步体现。这正是体现了春秋后期与战国时期的思想大开放里与百家争鸣不无关系，才有了这人文新思潮的不断涌现与进步。但从《文言》里也流露出一种新的思潮，也有点《系辞传》里的思想，即开始滑向新的神秘地带。

    从《易传》文里的《大象》、《小象》、《彖》、《文言》一路走下来，确是走在《周易》义理的大道上。这释《周易》是遵循着《周易》的义理基础，承继着《周易》里义理思想。不过是发展了《周易》思想，从释《周易》过程中，阐发出时代特色的新观念，既不是回答筮卜之说，也不是解答如何筮卜（算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