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三十五) (第3/4页)

”。这“九”就是第二爻的得数。也要恭敬的把“九”写到竹简上，还是帛锦上。一至通过六次十八变，才能得六爻，也就得出一卦来。

    通过四十九根蓍草，经过一，二，三变，其结果只会有24，28，32，36这四个数目，每数又除四，最后得数也只有“六”、“七”、“八”、“九”这四个数。古人对数目字，还处于有限的认识地步，把这种推演出来的数字，看得很神秘。认为“六、七、八、九”是神数了。把四个数目又附会上神秘色彩。即阴阳属性。六，八为偶数，是为阴数，七、九为奇数，是为阳数。把这四个数又分为老、少、阴、阳之数。“六”为老阴，“八”为少阴，“七”为少阳，“九”为老阳。竹书《周易》里已添加上了“六、九”形式。这标明史巫已把《周易》改造成适应于筮术的卜筮来用了。《周易》里的“六、九”之数的来历应是春秋《周易》文本之后到帝国时期增添进去的“六、九”筮术形式。因为《左传》里记述的筮例，所引述《周易》里的句子，既不见“六、九”之说，也没有“阴阳”之说。

    揲蓍起卦法需要通过“三变”来得到一个爻画，要想得出一个六爻卦，则需要通过十八变得到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这正是与卦爻符号相结合，而得出“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来。这《系辞》里的“大衍之数”章，应是前汉人的说法，因帛书《系辞》里还没有这一段话，正因这段说法，是以今本《周易》（即卦爻式的文本《周易》）为蓝本所说的起卦方法。

    那么，“大衍之数”在起卦上适应不适应春秋《周易》文本呢？即《左传》里所记载的筮例呢？一样适应。因春秋《周易》文本虽没有篡改成数字爻式，而是每个“六联体”符号也是做为繇式《周易》里的每卦首，只要用上六十四卦符号，无论是把《论语》一书分割装进六繇式里，史巫一样通过得的繇辞去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史巫是通过那套六十四卦符号做为筮术上的工具，才能用蓍草排演出某卦符号，因繇式《周易》里有那套六十四卦符号，自然适应史巫用蓍草起卦，而得出某卦符号来，得出某卦符号，就得出八卦取象，就可比类、附会人事吉凶了。不过六繇式《周易》文本与六爻式《周易》文本在起出某卦时，所要得出某卦里的某一繇辞与后来的数字爻辞相比有所局限。

    若用“大衍之数”起卦，规定一个“变数”，看卦符号里是几画符号是第几个变数(后称变爻)，

    就看每卦后面的属第几的繇称里的繇辞。这就如《左传》里记载出现的筮例“《观》之《否》曰“的说法。

    我们就以《左传》里的第一筮例来演示在春秋时期起卦时得出“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句繇辞的过程。

    首先是用蓍草来起筮（后称卦），前面已讲过的推演方法，是要通过“三”，“六”十八变求出一卦，在揲蓍过程中（即三，六，十八变）得出六个数字：如

    “七、七、八、六、八、八”。在通过对这些数字按规定转换成“六联体”符号（在春秋“六联体”符号组合的两个基础符号之一的写法还不是后来的“--”这种写法，应是“∧”或“┚┖”这种写法），就得出一个“六联体”符号来，也就知道是繇式《周易》里的那一个符号和名称内容了，即后来所谓的某一卦了。

    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

    第一步，通过揲蓍（经过“三”，“六”十八变的推“衍”）所推演出的这个数字，再把这数字转换成“卦符号”，假若按成卦法则规定，奇数转为“—”符号，偶数转为“∧”（后来写作“――”）符号。就有揲蓍推演出的六个数字变出一个“六联体”符号，也就得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某一个“六联体”符号（如以春秋《周易》文本以外的卦书进行卜筮，同样是这种方法，而得出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符号，也就得出某一卦了）。

    如下转换方式：

    七—

    七—

    八∧

    六∧(x)

    八∧

    八∧

    （揲数）(《观》卦“符号”）

    (打x是代表起卦时，有“变”一个卦划)

    通过揲蓍之法，即通过“十八变”推衍出“七、七、八、六、八、八”这六个数字，我们给这些数字命名为“揲数”，即揲蓍推衍之数。再把“揲数”转换成“六联体”符号，就得出所谓的卦来。而标记x这个符号则是记作为变繇符号，也就得出那卦里的某一繇辞来。

    春秋时期还没有在卜筮符号上附阴阳之说，但在筮法上可以分奇偶数字来规定转换成“六联体”符号里的两种基础符号。即使春秋时期对数字还没有的奇偶之说，应知道数字里的单双之分，就以数字里的单双之数转换成“六联体”里的两种基础符号，一样能得出“六十四